“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这句诗出自苏轼写给弟弟苏辙的一首诗，承载着他对人生无常的深刻感慨。苏轼一生才华横溢，留下无数诗文，其中与弟弟相关的作品就超过百首。
而他的弟弟苏辙，也绝非普通人物，他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唐宋八大家之一。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这对兄弟的故事被广泛传播，苏辙的生平逐渐为大众所熟知。网络上甚至流行起一个趣味梗：“求苏轼同款弟弟！”
相比起颠沛流离、屡遭贬谪的苏轼，苏辙的人生更像是一出反复上演的戏码。
展开剩余92%哥哥犯错，弟弟站出来救；哥哥再犯错，弟弟拼命升官，再次施以援手。
若说苏轼的人生可以概括为“吃货”“文豪”“贬官”，那么苏辙的故事则可用“升官”“干事”“救哥哥”来形容。
今天，就让我们走近这对史上最“靠谱”的兄弟，了解一下苏辙如何在仕途上披荆斩棘，为哥哥撑起一片天。
传统印象里，我们常觉得苏轼总是在惹麻烦，苏辙则忙着善后补漏，但其实刚入仕途时，作为哥哥的苏轼也是很给力的。
苏轼是苏家兄弟中最早成名的人。
《少年包青天》中那个才华横溢的举人，甚至免除礼部殿试直接入朝为官，正是苏轼的原型。
他早年凭借一篇名为《刑赏忠厚之至论》的文章震惊京城，连唐宋八大家中的欧阳修都特意登门拜访。
凭借才气，苏轼顺利踏入官场，成为一名官员。
与此同时，他的弟弟苏辙还在备战殿试，起步远不及哥哥顺利。
当时宋仁宗年事已高，政务疲惫，苏辙在殿试上直言不讳，激烈批评朝政得失，言辞犀利，令考官们难以定夺。
他提交的《御试制科策》直指四点：一是仁宗失去初执政时的锐气；二是皇帝沉迷女色，怠于政事；三是指责国库空虚，挥霍无度；四是质疑庆历新政效果远不及预期。
科考官从未见过如此尖锐的文章，结果引发巨大争议：司马光将他评为第三等，而胡宿则不同意。
经过商议，苏辙被降为第四等，蔡襄则为他力保。
考官们意见难以统一，消息最终传到皇帝宋仁宗耳中。皇帝态度矛盾：认为此人不能不用，但也不能重用。
在表面上，宋仁宗夸赞苏辙的文章文采出众，暗地里却对他和哥哥苏轼都心生嫌隙。
由此可见，苏辙的仕途起点堪称地狱级别的困难。
宋仁宗只给苏辙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官职位，苏辙看清皇帝的为人，认为此君不值得效忠，最终以照顾父亲为由拒绝赴任。
而苏轼对弟弟直言不讳的性格十分赞赏。面对他人对苏辙的苛责，苏轼始终站在弟弟这边，给予支持与鼓励。
1066年，父亲苏洵去世，兄弟二人按规矩扶柩归乡，守孝三年。
三年后回到京城，早已是今非昔比。
神宗二年，朝野掀起王安石变法浪潮。
虽说王安石变法从历史宏观角度看，的确有助于扭转宋朝积贫积弱局面，但就当时国情而言，许多政策过于理想化，难以落地。
变法初期，新党抱着振兴朝政的理想，晚期却变味，变成了新党打压旧党的工具。
他们以各种借口排挤异己，首当其冲的便是苏轼的良师欧阳修。
苏轼对变法新党极为不满，欧阳修遭贬使他愤怒至极。
变法不但没改善宋朝弊病，反而激化内部矛盾，成为新党整肃政敌的利器。
忍无可忍的苏轼公开上书批评变法弊端，并揭露新党假公济私，引起王安石反感。
但当时苏轼声名显赫，不易被动摇。
新党暗中搜集苏轼言论，刻意曲解，上报皇帝。
苏轼愤怒之余，自愿出京任职。
首轮与新党的对决以失败告终。
苏轼被贬至苏州，过了段平静日子，游山玩水，留下名句“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被贬后无论职位高低，苏轼都兢兢业业，修桥铺路，抗洪救灾，兴修水利，惠及一方百姓。
然而好景不长，神宗再次受谗言蛊惑，将苏轼降至湖州。
苏轼写下《湖州谢上表》感恩皇恩，文中“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一句被新党歪曲，指责他愚弄朝廷，怀有二心。
谣言四起，苏轼遭逮捕入狱，波及十数人，史称“乌台诗案”。
苏辙闻讯后急忙拜见皇帝，写下《为兄弑下狱上书》，愿以仕途换兄长一命。
皇帝不为所动，苏辙不甘心，四处奔走求援，结果反激怒宋神宗，被贬谪到更边远地区。
狱中苏轼感叹：“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
王安石虽与兄弟政见不同，却认可他们才华，甚至在被罢相后为苏轼求情。
太后也亲自出面，最终保住了苏轼性命。
这次事件让苏辙明白，只有拥有足够的权势，才能真正保护想保护的人。
从此，救哥哥成为他仕途上的最大动力。
苏辙因无法救哥哥而被贬，重新审视人生；而苏轼对罢黜则显得坦然自若。
再被贬的苏轼似乎看淡一切，迎来了他诗文的巅峰期。
与弟弟不同，苏轼被贬后生活悠闲，白天研究美食，夜晚吟诗作赋，过得自得其乐。
但这种宁静只维持到1085年。
宋哲宗继位，高太后垂帘听政，新党失去靠山，权势日衰，旧党重掌政权。
因反对新党且文采出众，苏家兄弟得以复出。
苏轼回京后想施展抱负，却见旧党腐败不堪，他既反感新党，也不愿与旧党同流合污。
他多次讽刺旧党，招致敌视，旧党私下上书诬陷，导致苏轼被两党视为异类。
新党说他是旧党派，旧党说他是新党派，苏轼成为朝中烫手山芋。
两党互相举报，皇帝怒而罢免苏轼官职。
苏轼重新归为平民，但这次弟弟终于能帮上忙。
苏轼生活清贫却乐善好施，湖州水患频繁，他决定助力解决，却缺钱难行。
苏辙毫不犹豫承担全部花费，拿出积蓄甚至变卖家产资助哥哥。
得益于迅速升官，苏辙俸禄逐渐补偿了为救哥哥所花的资金。
任右谏期间，苏辙上书请皇帝与太后调停朝堂党争，态度委婉动情，最终奏效。
深得皇帝信任，他升任户部侍郎。
任职期间，他不仅专注公务，依旧直言规劝，成为朝中难得的清流。
1092年，苏辙升为门下侍郎，官至副宰相。
升职后，他心怀感激，更加努力为民服务，首要心愿便是保住哥哥。
然而，哥哥闯祸速度远超他升官速度，苏轼再次遭贬。
被贬的苏轼生活清闲，有弟弟稳定资助，依旧诗酒自乐。
远在京城，政党斗争愈演愈烈，新党掌权，无法动苏辙，只能从苏轼下手。
苏轼写了几首针砭时弊的诗，被新党大作文章，皇帝下旨流放他到海南。
海南气候炎热，蛇鼠虫蚁遍地，医学不发达，当时几乎等同于死刑。
苏轼六十二岁高龄，被流放海南如同判死刑。
苏辙得知，急忙上书求情遭拒，又上书致仕希望陪同流放，仍未获准。
几次被拒，苏辙不再上书，深知激怒皇帝只会加重哥哥苦难。
苏轼流放途中，弟弟不断写信嘱托，沿途官员因苏辙影响照顾有加，苏轼未受多少折磨。
抵达海南，景象荒凉。
苏轼不怨天尤人，主动教导当地人开垦荒地，兴办学堂，教授识字，费用全部由苏辙承担。
有弟弟的护持，苏轼在海南生活算得上安逸，当地百姓对他敬重有加。
宋徽宗即位后，大赦天下，苏轼得以重返京城。
苏辙得知消息，欣喜若狂，自己清贫半生，最大的心愿就是哥哥安好。
有人好奇，苏辙官至宰相，为何依然清贫？
原因主要有两点：
一是苏轼常被贬谪于贫困之地，弟弟不得不一次次掏腰包帮忙。
二是苏辙有五个女儿，宋代嫁妆是女子在婆家地位的象征，他为她们耗费家产甚巨。
无论因何，苏辙花钱从不吝惜，甘之如饴。
兄弟二人以为还能重逢时，却传来噩耗——1101年，苏轼北归途中病逝。
向来乐观豁达的苏轼临终前唯有一大遗憾：未能再见弟弟一面。
“唯吾子由，自再贬及归，不及一见而诀，此痛难堪。”
苏辙难以承受哥哥离去的打击，遂上书致仕，从此隐居，不再涉足政坛。
平日康健的他因思念成疾，晚年常卧病榻。
1112年，苏辙辞世，临终嘱托希望葬于郏县小峨眉山苏轼墓旁，愿兄弟死后团聚。
外人看来，苏辙与苏轼的关系更像是“我和我的冤种哥哥”，弟弟反倒像个温暖靠谱的哥哥。
但世人未曾知晓，在苏辙眼里，苏轼永远是那个稳重慈爱的兄长。
史书对此兄弟的评价极高：“辙与兄进退出处，无不相同。患难之中，友爱弥笃，无少怨尤，近古罕见。”
相较于“兄弟阋墙”、“九子夺嫡”的家族纷争，苏轼和苏辙之间真挚赤诚的兄弟情更显珍贵。
表面看似理想主义哥哥配现实主义弟弟，实则二人本质无异。
苏辙并非逐利之人，仕途之路只是为了给哥哥带来安稳和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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