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1972年4月上旬的夜晚，时针已指向子夜十二点。突然，一阵急促的呼唤将我从睡梦中惊醒。我迷迷糊糊地起身，心中一片茫然，不知自己该做什么。王团长命令我迅速穿上衣衫，告知有要与我进行谈话的人已至团部办公室。
我穿戴完毕，缓缓走下楼梯，登上了车辆。车子沿着东方的方向行驶，夜幕低垂，能见度极低，仿佛驶向了营区最东端的那座楼。抵达目的地后，我步入一间会客室，桌上摆放着一盆热气腾腾的饺子，旁边还摆放着各种菜肴与美酒。显然，他们刚刚享用了一顿丰盛的夜宵，并且畅饮了佳酿。
王团长示意我先在会客室内稍作等待。此刻，我隐约听到隔壁传来声音：“你的问题便到此为止，回去后撰写一份报告交给我。”我意识到之前已有他人接受了审讯，轮到我似乎是在所难免。果然，不久之后，王团长便亲自前来，召唤我至隔壁房间。我望见李震……时任公安副部长和郭玉峰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在里面。
我坐下，李震问：“你识梁璞？”空军参谋长这可真是奇闻！作为一名空军司令，我怎能不认识自己的参谋长？难不成梁璞也遭遇了什么不测？
李震追问道：“能否请您详细说明与梁璞之间的关联？”
我询问：“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联系？若论及职场关系，我恐怕一时难以详述；至于个人层面，我并无太多可以解释的。”
李震陈述道：“据梁璞所述，你们策划了一项作战方案。”
我询问道：“空军制订了众多作战计划，涵盖了针对苏联、台湾以及印度的不同方案，请问您具体指的是哪一领域的计划？”
李震言道：“此乃1971年七月实施的‘防空作战计划’。”
问：“计划有问题吗？”
李震：“说说情况。”
我提及：1971年5月，尼克松派遣基辛格秘密访问我国，旨在进行中美之间的对话，这一举措显著推动了两国关系的向好发展。尼克松本人亦向斯诺透露，他有意访问我国，中美关系有望实现建交，并且联合国恢复我国代表席位的可能性也在增加。这一变化对台湾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台湾必然不遗余力地试图干扰中美之间的谈判进程。
于五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中，就中美政策议题进行深入探讨时，主席及总理均强调需警惕台湾方面可能干扰中美谈判的行为。事态发展如预料般，军委总参与外交部相继呈报材料，指出台湾方面正策划采取行动。鉴于此，主席、林副主席及总理作出批示，指示军委办事组迅速召集各大军区及各军兵种的负责人以及作战部长，举行为期一周的紧急会议。
会议指出，台湾方面似乎正考虑实施陆、海、空三军协同作战的策略。据分析，陆军登陆行动可分三种方案：一是派遣一个师兵力，在海军与空军的支援下登陆，旨在控制一片有限的区域；二是派出一个团的力量迅速登陆，占领数日后便撤离；三是采取一个加强营的兵力实施突袭，得手后迅速撤离。同时，敌方海军与空军可能对我国的舰队、沿海城市及空军基地实施同步袭击。此外，侦察机亦有可能深入内陆执行侦察任务，重点区域可能集中在广东、福建及浙江等地。
在会议结束之后，我们详尽地汇报了相关情况，并对针对台湾的反击策略进行了阐述。主席随即作出批示，同意执行。林副和总理亦相继签字，表示对方案的赞同。
首先，部署三至四个地空导弹营以强化东南沿海的防御，分别于连城、福州、南昌、宁波四地部署地空导弹；其次，调集四个高炮团以加强汕头、漳州、福州、衢州、杭州等地的防御实力。
此项部署于7月底提交至中央军委，并经总参谋部审核，待主席、林副主席及总理批准后，即刻付诸实施。这正是梁璞所提及的“空军的作战计划”。
我进而对他们说道：“洞察此问题并无难处，中央军委与总参谋部均存有该计划档案，只需稍加查阅，便可明了一切。”
言及此，李震与郭玉峰似乎有所领悟，遂嘱我起草一份材料供他们参考。我遂于办公室伏案笔耕，直至晨曦微露，方才将材料完成。
当我将这份资料转交给李震时，他对我表示：“这其实是一份林彪利用广州作为据点策划政变的计划，你知道吗？”
我质疑道：“据我所知，林彪从未有过发动政变的计划，若真有此事，为何他会频繁召集会议，并向上级领导报告并获得批准？至于将广州作为据点，这还是头一次从你们口中听到这一说法。”
李震言道：“你对此尚不甚了解，故而我们特地前来，旨在为你核实此事。”
“梁璞对此也不甚明了，只知道存在这样的作战方案。”
“你们有哪些材料？”
李震语气坚定地说道：“此事关乎我们，你无需再追问。”
那是一个风沙肆虐的四月午后，王团长再次前来告知我：中央的首长们再次与我进行了谈话，会面地点定在清河，要求我做好乘车前行的准备。
我跟随他一同走下楼梯，登上车辆，沿着北京的环城公路驶向清河。途中，路边的树木已然披上了嫩绿的新装，春意盎然，然而，我心中不禁疑惑，在这幽闭的牢笼之中，我究竟还需度过多少时光。
约莫午后三点时分，车辆抵达了清河。此番，唯有北京卫戍区的何副主任亲自在迎接我。他亲切地告知，中央的领导尚未抵达，建议我在室内稍作休息，并为我精心泡制了一杯香茗。
下午四点，李震吴忠。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抵达后，李震关切地询问：“你的身体状况如何？”我回应道身体状况尚可。李震随后表示：“打算为你提升生活品质。我们已经为你找到了一处带院子的住所，那里环境宜人，适合散步，而且每个星期日你都可以接待家人。”
我问：“是真的吗？”
吴忠：“房子在北京东边，确实如此。”
我想，这下或许是个转机，我们的疑虑或许已经得以厘清，或许接下来会从释放转变为实施软禁。
随后，李震命我详细叙述庐山会议的经过。我遂将会议前后的种种情形娓娓道来，言谈间不觉夜幕低垂。李震便说道：“就此结束我们的谈话，你先回去好好休息吧。”
吴忠感慨道：“李部长对你颇为关怀，特地为你寻觅了一处住所，位置靠近城区，生活所需一应俱全。”
“那就多谢你们了。”
今宵，我心中充满了喜悦。我想，这或许是因为主席和总理对我有所了解。一想到即将与家人团聚，我便在不知不觉中沉入了梦乡。这一觉，我睡得格外香甜。
翌日晨，王团长亲自前来探望我，告知：“今日便派遣一个班次来替你料理居所。”我遂询问住所的具体位置，他耐心解释道：“该处位于东城之朝阳门南，乃一座两层之楼宅。届时，我们将安排负责保护你的班次一同迁往该地，并特地为你配备炊事员。目前，连排干部们虽有意为你烹饪，然而他们并不擅长烹饪技艺。”
我目睹了王团长向宋参谋分配任务，吩咐他率领六七名战士负责清理房屋。午后归队时，他们向我汇报道：“房屋条件相当不错，院中设有走廊与草坪。您将居于楼上的房间，而我们则将在楼下安顿。”
翌日，宋参谋一行人继续忙碌于清扫工作，归来时向我汇报，一切已大致就绪。我心中暗自思忖，或许明日便能顺利搬入。然而，时至今日，四、五日已过，依旧未见任何动静。我忍不住向宋参谋询问，搬家的大致安排。宋参谋回应道：“经检查，发现暖气系统存在问题，需要维修。”
“暖气设备出了故障，目前正在紧急维修中，待修复完毕后便会着手搬家。”此言一出，我心中不禁生疑，难道情况有所变动？
“关于搬家的事情进展如何？为何至今未见动静，究竟遭遇了什么问题？”
他言道：“时至今日，这处居所地处城郊，易为民众与外籍人士所察觉。故此，我们需另寻一处住所。”
我怒火中烧，断然道：“你们切勿再对我行骗。”
随着时间的推移，原先看似明朗的事态却愈发变得错综复杂，调门越抬越高，涉及的群体也日渐庞大。那些先前审查他人的人，不久后也自身难保，成为审查的对象。无人能预知未来将发生何事，种种可能性皆有可能成真。
李德生负责专案。（曾担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并兼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原本身为深受主席与总理信赖之重臣。在“九一三事件”的整个过程中，总理更是特地派他至空军担任“协助”我的角色。此后，他亦持续担任中央与空军专案的处理工作。“十大”期间，他更被选为副主席。然而，不久后他却遭免去了副主席的职务，传言其中一因便是与我们有所关联。
言及李震，彼时他乃中央专案组中的要员，对我方案件的诸多事宜，无论大小，皆由他一手掌管。他对我们的状况了如指掌，对我们的一切内情均有深入了解。然而时至今日，我这个被囚禁之人尚存人世，而他那位担任审讯官的职务却已踏过生死之界。公安部作出的结论是自杀，然而家属对此却持不同意见。
空军王辉球（曾任空军政委）、曹里怀前空军副司令员梁璞与我曾共同参与“九一三事件”后空军的一段清查工作，而我妻子与孩子的拘押与审讯事宜亦由他们负责处理。然而，他们在空军负责抓捕与关押工作未久，便在1972年受到审查。直至1975年，梁璞亦被送往农场参与劳动。
当然，这一切皆是在1981年我获准“保外就医”并迁至济南后逐渐明了的。在那漫长的监禁岁月中，我无所事事，仅以消磨光阴。于是，我向国家总理提出请求，并得到了他的首肯，允许将家中所藏的马列经典著作全部带回。此后，李震——前公安副部长“与其只阅读马列的经典著作，不妨也挑选一些小说和历史读物来丰富阅读体验。”于是，他们为我搜集了《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经典小说，以及《中国通史》、《世界通史》等丰富的历史著作。
至1972年五月，我带着些许懵懂的心情，完成了《资本论》第一卷的阅读。随着夏季的炎热来临，阅读变得艰难，我便转而投身于小说的世界，陆续翻阅了《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以及《三国演义》等经典之作。
在漫长的监禁生涯中，最令人头疼的莫过于撰写各种交代与证明文件。除了中央专案组的审讯之外，不断有人前来寻求我的协助，撰写相关材料。每周至少两三次，有时甚至多达五六次。这些人往往毫无预兆地突然造访，事先未曾通知，抵达后便在一间屋内静候。待看守人员一声令下，我便不得不随他们前往。他们提出问题后，不给任何时间让我回忆，询问即要求我即刻作答，回答完毕后还需将内容记录成文。
不时有同样的素材需要反复落笔，先是来自大军区，随后是省军区，接着又是军部。在地方层面亦然，省、市、县各级的来者轮番询问。对于自“文革”初期起与我有所往来的每一位人士，我均需逐个撰写证明，详述彼此的关系。甚至，对于那些在“文革”之前与我有过交往的人，亦要求我记录下来，并追溯数十年的交往史。
尤其是众多长期供职于空军及民航系统的同仁，与我建立了多样的联系，因而成为了调查的重点对象。继“文革”爆发后，空军遵照主席和中央的指示，在“三支两军”行动中，向国务院各部委、群众团体，以及北京市等全国各地单位派出了众多干部。至此时，这些被派出的空军干部，如同我一般，也经历了审查。专案人员对我展开调查，询问何时派遣他们，派遣的具体情形，以及派遣的目的。甚至有专案人员声称他们是我派出的同谋，旨在篡党夺权。
我不断向他们阐述，“三支两军”乃毛主席赋予人民解放军的使命，中央曾颁发诸多文件，对任务进行了明确的规定。空军在执行“三支两军”工作时，亦严格遵循中央及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
至1976年，我在北京卫戍区的监禁生涯已持续了五年之久。粗略统计，我所撰写的文字累积至少已超过百万字。面对堆积如山的工作，似乎永远都有写不完的材料、交待不尽的问题。然而，这一年，却显得尤为不平凡。
7月28日的拂晓时分，我沉浸在梦乡之中，忽然间，住所开始剧烈摇晃，墙面上的石灰纷纷脱落，而楼上堆积的蜂窝煤亦随之倾泻而下。在短短的二十分钟内，这种震动接连发生了三次，且每次的强度都逐次增强。楼外的人们纷纷呼喊：“地震！地震！”在此紧急关头，看守人员迅速将我搀扶下楼。我甚至连衣服都未来得及穿戴，仅以一件背心和一条短裤为遮体。稍后，他们才为我拿来了替换的衣物。
夜幕尚未褪去，我被指示隐身于一棵大树之下，确保无人能察觉我的踪迹。待晨光初现，他们便开始带着我四处躲藏。终于，他们选在两行树木之间，用几根木棍搭建了一个简陋的遮蔽所，用床单将其围合，并在其中放置了一张椅子，示意我坐下。而他们则围坐在这个临时搭建的小棚子之外。
当日午后，一则消息传遍，提及位于京城三百里外的唐山遭遇了剧烈地震，关于地震的具体详情尚属未知。然而，通知已下达，要求暂居户外，鉴于余震的可能。监管我的那些人，其家多位于冀东一隅，因此他们对家人的安危深感忧虑。他们纷纷拦住过往行人，试图打探消息，但无人能够提供确切信息。电话线路中断，道路亦受阻，使得任何查询都成为徒劳。
正当此时，该团的政委前来视察。他决定调派一辆大型卡车供我临时居住。他们为卡车覆盖了塑料薄膜，并在车厢内为我搭建了一张舒适的床铺，还摆放了一张小桌子和一把椅子，更赠送了我一台收音机，用以收听广播。两名守卫人员搭建了一块木板，与我轮流同床而眠。其他人员则在地上铺设了床铺，安顿下来休息。白天，汽车驶入树丛深处，而到了夜晚，便返回到草坪之前。
三天之后，王团长作出决策，将汽车停驻于某一固定地点。他挑选了一片绿荫浓密的区域，那里生长着两排行道树，将汽车驶入其中，享受着白日的清凉。在汽车旁，他们搭建了一座煤球炉，用以烹饪食物，所有的炊事器具均置于地面之上。厕所则设在邻近的一座矮墙前方，四周以树枝围合。白天，我不得擅自下车，而到了晚上九点，部队熄灯之后，便允许我下地活动一个小时，他们为我指定一个活动区域，需在其中绕圈行走。四周则由看守人员严密监视。
日间，数十名看守人员鲜少参与操练或学习，整日沉浸在扑克牌游戏中，有时直至深夜两点方才散场。他们虽搭建了一座简易棚屋，却因构造简陋，无法严实遮蔽，每逢雨天，屋内便成了倾盆大雨的汇聚地，根本无法安睡。自七月下旬至九月上旬，正值北京的雨季。那一年，连绵的阴雨似乎无休无止。有时暴雨倾盆，地面积水成河，道路泥泞不堪，行人步履维艰。
彼时，部队成员及其家属悉数迁离营舍，众人在树荫下搭建起简易棚屋，老幼同堂。北京市的家属们亦纷纷搬至营地与亲人团聚，共进餐食。然而，此举却引发了营区内环境卫生的严重问题。盛夏时节，蝇虫肆虐，蚊虫成群。我居住的大卡车几乎被苍蝇团团围住。夜间，蚊虫叮咬，浑身起满红包，肩头、腿部、足部更是被咬得溃烂不堪。尽管点燃蚊香、喷洒“敌敌畏”，亦无法缓解。最终，营区爆发了传染病，患痢疾者众多。我也未能幸免，幸得医生及时救治，病情迅速得到控制。
我栖身于一辆大卡车中，尽管车辆停泊于两排茂密的大树之间，但在炎炎夏日，阳光依旧能穿透树荫，将车内炙烤得如同蒸笼。午后时分，车内温度常常攀升至四十度，我在这闷热的环境中煎熬。用水也变得极为艰难，他们只在我早晨提供一盆水用以擦拭身体，而夜晚则仅赐予半盆水供我洗脚。从七月下旬至九月上旬，长达五十余日，我未曾沐浴，身上散发出令人不适的异味。
至八月底，气温逐渐降低，然而楼房依旧禁止进入。鉴于户外露营寒风凛冽，部分守卫人员便悄然潜入楼内寻求温暖。我恳求得以返回房间，却遭到拒绝，原因是预测中仍有地震的可能，目前北京市区的居民均选择在户外或公园中栖身。
震后半月，守卫人员的故里陆续迎来亲友，谈及地震的惨状，听闻部分房屋倾覆，幸而无人遇难。其中一位副连长，家中房屋尽数坍塌，然全家十一口均安然无恙。此后，众人纷纷邀请家人前来探望，目睹他们一家家欢聚一堂，我亦深感欣慰。
1976年9月9日，烈日炎炎，我汗流浃背，即便是在中午时分，也难以入眠。直至下午四点钟，宋参谋忽然前来告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即将播出重要新闻，叮嘱我务必留意收听。他并未透露具体内容，只是提醒我需穿戴整齐。随后，所有看守人员纷纷登上汽车，聚在一起。我心中不禁涌起一股不安，似乎即将发生什么重大事件。
片刻之后，电台播出了播音，首先奏响了一曲哀婉的乐章，紧接着便播读了《告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书》，宣告了毛主席于9月9日零时十分在北京与世长辞的消息。尽管我早已有所心理准备，但数十年来始终跟随毛主席投身革命，这则噩耗仍旧让我难以置信。这关乎个人情感，或许旁人难以感同身受。随着播报的进行，我感到呼吸急促，心跳加速。身边的医生迅速拉住了我的手，我的脉搏已飙升至一百三十次以上。他随即给我服下了一片镇静剂，并叮嘱我不要过于紧张。我强忍着情绪，直至全文播报完毕。
当日下午，我始终静卧于铺板上，纹丝不动。宋参谋多次催促我用餐，我均未起身。王医生守候在我身旁长达四个小时，我竟未吐露半个字。至夜晚九时，虽被劝导下车活动，我仍旧坐在树下。此后数日，王医生日复一日地陪伴在我身旁，悉心照料我的健康。
“‘四人帮’被捕，深得人心，我感到无比欣慰。我愿意揭露他们的罪行，请将这些材料转呈上去。”
在那几日，看守人员之间热议不断，对我交谈的态度亦逐渐和善。一位副连长更是对我说：“四人帮已被逮捕，你们的境遇或许会得到改善。或许会有释放的可能，至少生活条件会有所提升。”我回应道：“那便甚好。”
坦白讲，我当初亦抱持着不少幻想，总以为叶帅、汪东兴等人对黄、吴、李、邱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众所周知，我们的难题有望得到圆满解决。届时，用餐将更加美味，睡眠也将变得更加香甜。
“这是上级的指示。”
夜幕降临，我们步入楼宇，踏入屋内时，宋参谋急切地说：“今夜将有地震，大家切勿上楼，就在楼下过夜、用餐，此刻正为你准备晚餐。”我心中隐隐感到不安，尽管身陷其中，却无奈何。事后方悟，原来他们是在楼上搜寻我的物品，这才不允许我上楼。
餐后不久，团政治处的主任便告知我：“今夜将有中央领导前来与你进行交谈，请提前做好准备，穿上衣物以防着凉。”我心中暗想：中央领导此举或许意味着我们的解放即将到来？这让我心中充满了喜悦。
踏入门外，映入眼帘的是两辆停放的吉普车与一辆警卫车。政治处主任及几位警卫人员正坐在最前方的一辆吉普车内，而他们则示意我乘坐中间的那辆。宋参谋与我同行，他坐在副驾驶的位置。我则坐在后排，两旁各有一位警卫员相伴。紧随其后的是一辆警卫车，车上搭载着大约一个排的士兵。
“目的地有一名首长期待与你交谈。”我半信半疑地说：“请你们别再捉弄我了。”宋参谋坚定地回答：“确实有首长邀请你交谈，地点位于北方。具体位置由政治处主任知晓，我们并不明了。”
抵达沙河大桥时，夜空中已挂起一轮明月，路面因此变得格外清晰。直至此刻，我才恍然大悟，车辆正驶向秦城监狱。随着距离秦城越来越近，我的猜测愈发得到证实：他们打算将我监禁于秦城监狱之中。
约莫夜半十二时，我瞧见前方耸立着一座宏伟的城堡，铁门与高墙巍峨壮观，其上电网的红灯闪烁，犹如警示。踏入城堡大门，眼前赫然有二十余辆车停驻，心想，或许黄、吴、李、邱等人已被悉数召集于此。
这便是赫赫有名的秦城监狱，始建于解放初期，在苏联人的协助下精心设计并建造而成。
步出车厢，几人引领我至一栋大楼的二层，指引我至北翼一间狭小的牢室。此牢室长不足十步，宽不过三步，内设一张约二尺宽、四尺长的“床”，床上已铺妥被褥。一人出声，示意我落座于床。不久，又有数人步入，其中便包括押送我的宋参谋及一位副连长。与此同时，走廊外人群涌动，喧哗声此起彼伏，难以辨识他们究竟在议论何事。
步入此地的数人中，其中一位乃监狱的负责人，其身份不过是一名连级军官。这便是宋参谋所述的“中央首长”。他对我宣告道：“中央已决定，命尔等赴秦城监狱学习、反省与改造，务必遵从此地所有规章制度。”
随后，他们对我进行了彻底的搜查。首先，我的手表和腰间皮带被取下。接着，他们剪开了我内裤的裤带，并同样取走。连衬衣的纽扣也未幸免，被剪下带走。与此同时，洗脸盆、牙刷、水缸、牙膏等物品也被一一收走。我的烟和茶叶也被没收，他们翻开了我箱中的所有物品，逐一登记并带走。这一过程持续了近一个小时。
他们竟将我的牙刷与牙膏取走，我好奇地问：“如何清洁牙齿？”对方回答：“用牙粉。”我再问：“用什么来装水？”答曰：“洋瓷碗。”我接着问：“如何固定裤子？”答：“缝上两条小带子。”我又问：“长裤怎么处理？”答：“同样用小带子。”我好奇地询问：“能否阅读报纸？”答：“可看《人民日报》与《红旗》杂志。”再问：“能否阅读书籍？”答：“可借阅马列著作、毛主席的著作及部分小说。”最后问：“能否收听广播？”答：“此处并无此规定。”
不等我继续追问，那位管理员便斩钉截铁地回应：“无需再问，今后的一切都将由我们代为安排。你所需之物，自会提供；若有所缺，亦无需多言。询问亦无益，只需安分守己，遵从监狱的管理即可。”
经过一番搜查，他们让我稍作休息，随后关闭了那两扇门——一扇铁制，另一扇木质——便转身离去。我独处其中，脑中充斥着涨痛，血压不断攀升，四肢发冷，胃里翻腾，几乎难以忍受。由于没有手表，我亦无法知晓心跳的具体次数。就这样，直至破晓，我未曾合眼片刻。
我实在无法理解将我送到此地的原因。自十五岁投身革命事业，历经数十年的硝烟弥漫与战火纷飞，我见证了无数险境，也预想过种种可能的结果，并且随时准备为党的事业英勇献身。然而，唯独未曾料到会有今日这样的“牺牲”。此时，我不禁想起了谭震林所说的“三个不该”，心中感慨万千。
既然你们一心想让我走向绝路，那我又何必苟活于世？
他们安排了医生为我测量血压、进行心电图检查，却对我隐瞒了检查结果。我提出希望服用一些安眠药，但医生并未予以满足。最终，他们为我注射了一针，尽管如此，我依旧难以入眠。夜幕降临，他们为我输注了一瓶液体，这才让我得以沉沉睡去。
在这段日子里，我整整两天不吃不喝，沉睡不醒。直至1月3日，他们察觉到了我的异常，急匆匆地端来一碗牛奶，强制性地将之灌入我的口中，随后又给我注射了一针葡萄糖，我这才从沉睡的混沌中苏醒过来。
在上午十一点钟的闹钟声中醒来，我的情绪逐渐趋于平缓。回想起所遭受的不公正与冤屈，我下定决心，无论身处何种逆境，都必须坚韧不拔地活下去。否则，诸多未解之谜将永无答案。
一思及此，中午我已将一碗米饭与一碗白菜尽收腹中。至于夜晚，两个馒头与半碗萝卜亦未能幸免。饱餐之后，我本欲安寝，却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于是，我向医生恳求服用安眠药，他遂予我速可眠一粒，待我服下后，方才离去。然而，药物并未带来预期的效果，我又一次向医生请求注射一针。经过大约两个小时的波折，医生终于在午夜十二点到来，为我注射了一针，这才使我得以安眠。
自此，牢门除了每日准时送来三餐以及应需而短暂开启之外，余时皆紧闭。我蜷缩于这仅有尺宽的监室之内，目所能及的仅有四壁。然而，为了生存，为了将来能够洗清冤屈，我下定决心，无论遭遇何种艰辛，都咬牙承受。心无旁骛，专注于保持身体健康。于是，我在狭窄的牢房中不懈地活动筋骨，遵循早睡早起的规律，每日于囚室中挥动手臂锻炼，餐后则于室内行走千步。至于“放风”时刻，我便在走廊中来回踱步，步履不辍，长达一个小时。至于饮食，无论饭菜如何，只要能够维系生命，我便毫无怨言地将其吞咽而下。
1977年3月，我终于获准下楼进行“放风”。踏出楼门，映入眼帘的是一排巍峨的围墙，它们无顶，外围设有铁栅栏，均已被上锁，这便是我所谓的“放风”场所。每间这样的“居所”面积约为五十平方米，墙体高约七至八米，厚度在七十至八十厘米之间，内里长满了青草。因此，在“放风”之际，彼此之间难以窥见对方。
于秦城之地，我并无名号，唯以编号为记。我的编号为“7602”，大约是自1976年入狱后第二位获此编号者。我揣测，“7601”或许便是黄永胜的编号，然而在秦城的五年时光里，我们却未曾有过一面之缘。
这处似乎仅是我与看守的私密空间，不论是在牢房内抑或在“放风”时段，我未曾目睹其他“囚犯”的身影。此处究竟囚禁了多少人，我不得而知，然而，我确信众多人曾身陷此地。或许这正是秦城设计者独具匠心的体现。
我独居的囚室前总有一名警卫值班。这位警卫似乎好奇心颇浓，时常在无人之际推门而入，与我攀谈，询问我的情况。他曾经好奇地问道：“你认识彭德怀将军吗？”我回答：“当然认识。”他继续说：“彭将军已经离世了，你知道这个消息吗？”他还向我讲述了关于贺龙将军平反的消息等。还有一次，他告诉我：“你的党籍已经被除名，你知道吗？”这一刻，我震惊得几乎说不出话来，头晕目眩了约五分钟。我终于说道：“这绝不可能，自‘文化大革命’以来，所有被关押的人都没有被开除过党籍。而且如此重大的决定，从未正式通知过我，这显然违背了党章的规定！”
哨兵的话语犹如一颗重磅炸弹，瞬间击垮了我的意志与信仰。真假难辨，两日之后，我按捺不住内心的焦虑，遂向管理员求证：“他们说我被开除党籍，这是真的吗？”管理员反问：“你是从哪里听说的？”我回答：“是哨兵告诉我的。”话音刚落，我便深感懊悔，担心自己一时的冲动会毁掉一个年轻人的未来。果然，自那日下午起，我再也没有见到那位纯真可爱的哨兵。
半个月后，恰逢1978年4月，两名不速之客突然造访，递给我一张纸条：“在1973年党的‘十大’会议上，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位同志被开除党籍。”他们身披军装，却未透露身份，亦未说明所属单位，更未多言一句，仅留下一句轻描淡写，便转身离去。
令我震惊的是：我的党籍在1973年遭到开除，竟然直到五年后的1978年，我才得知此消息！
1979年春季的一个清晨，监狱的负责人突然告知我，领导已批准，我的孩子们将得以前来探望。听闻此讯，我瞬间泪水盈眶。
一子四女一养女（妻子大哥的女儿），转眼已过八年，心系孩子们的安危，不知他们是否身处严寒、饥困、劳苦之中？那些年是如何度过的？我在狱中的日子里，两个小女儿当时年仅九岁和十一岁，无人照料，她们又是如何自食其力的？监狱方面对我的询问置若罔闻。我在牢笼之中，日夜思念着她们。
那天中午，我心跳加快，血压升高，我实在控制不了我的情绪……
好不容易等到了下午，管理员把我带到探视室。这时，我见到一个人走上前来，我以为他是公安部门的干部，便问他：“同志，你贵姓？”没想到他对我说：“爸爸，我是你儿子呀！”我竟然连自己的儿子都不认识了！接着，我又问他身边的一个女同志是谁，她说：“爸爸，我是你女儿呀，你也不认识了吗？”
我这一问，把他们几个都问哭了。我又问：“你们的妈妈没有来吗？”孩子们告诉我说：“妈妈已经被发配到浙江绍兴的一个农场劳动去了。”我听了，禁不住一阵心酸……
那天的情景，不说也罢。不过，我儿子后来写了一份备忘录，你们可以看一看——
记得那是1979年的3月份，我从部队复员回到北京以后的第二年春天，我和二妹、三妹住在广安门站东街十一号的一间破旧的平房里。
有一天，邱xx（邱会作的大儿子）找我，说是公安部有通知，已经让探视了（指探视黄、吴、李、邱），黄xx（黄永胜的大儿子）他们已经去秦城看了黄永胜。他找了公安部，也被告知近期内可以去秦城看人，让我也去公安部联系。
第二天我和大妹赶到了公安部。到了传达室，来访的人很多，我们说了父亲的名字。传达室的同志很认真，立刻打电话进去，并要我们等一等。不一会儿，出来了十三局的两个同志，带我们到另外一个房间，详细地问了我们的情况，在京的一共几个子女，姓名、单位一一记下。
十三局的同志对我们说：经领导批准，直系亲属可以去探视。探视的时间除星期日以外都可以，探视的间隔为三个月。探视时允许带一些食品，但是不能带生活用品和香烟。我们和公安部的同志约定了探视的时间和人员名单。
回到家里，我们立刻开始通知大姐、大姐夫、二姐、二姐夫。已经八年没有见到父亲了，得到了这个消息我们真是又激动又难过。激动的是可以见到父亲了，这对我们来说简直是一种奢望，在那种严峻的形势下，我们没有想到这一辈子还能见到父亲。难过的是在那样的一种环境下，不知他老人家会变成什么样。
我们拿出所有的生活费用，分头到街上买了水果、点心、熟肉、罐头……哪怕不让带进去，让父亲看一眼也好。让他知道孩子们在想念他，让他有坚强的信念活下去。
那天早上，我们起了一个大早。天上还在闪烁着星星，我们就冒着早春的冷风，坐了一个小时的汽车，赶到了北郊市场，在那里同大姐、二姐会合。然后，我们到长途汽车站买了到秦城的汽车票。
那个时代的北京人都知道秦城是一所高级监狱，是关押国家要犯的地方。看到我们这一行人，拿着这么多的东西去秦城，车站上的人们好奇地看着我们，好像都知道我们一行的目的。
我们兄妹六人，除我以外，都是女孩子。因为怕她们见到父亲时哭，在路上我们就相约：见了父亲谁也不准哭，不能让人家看笑话。
车子一直向北开去，我们没有想到秦城是这样远，而我们想见到父亲的心情又是这样的迫切。车子开了大约两个小时，终于来到了北京郊区燕山山脉的脚下，远远地看到一大片灰色的建筑，我想那就是秦城了。
车子不能开过去，因为那是戒备森严之地。我们下车走了两、三里路到了监狱的门口。在门口的警卫室里，我们通报了来意和一行人的名单。过了一会儿，来了一位姓黄的女同志，她一个个地核实了我们的身份，然后把我们带到了一间平房里。这个房间大约有二十平方米，里面有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好像长时间没人来，桌上有一层灰尘。
还是和在公安部里一样，黄同志对我们很客气，但是绝对没有多余的话。她和我们讲了一下探视的要求：一、不准谈和案情有关的事情，不要哭；二、带来的食品要经过检查，可以在探视的时候吃，不准带进监狱；三、探视时间不得超过两小时。
我们怀着迫切的心情等待着。过了一会儿，有人来通知我们说，父亲因为心情激动，血压升高，考虑到安全，他们决定让父亲下午再来，由狱方安排我们中午到招待所里休息。
我们到了招待所，他们给了我们两个房间，房间都还干净。我的心情平静不下来，于是饭后大家就到后面的山上去走一走。无意之中，我们来到了后山，在山坡上看到了秦城监狱的大致面貌。
秦城监狱一共是三进：外面是一排深灰色的建筑，看上去像是一个小花园；后面是监狱的办公区，有一排排的办公楼；最里面才是监狱的主体。但是外面是绝对看不见最里面这个主体建筑的，那是一个方形的堡垒式建筑，高大的围墙上布满了电网。高高的监房上面，是一个个黑洞洞的小铁窗，一色猩红，看上去就让我想起了故宫的午门。
下午，我们按照约定的时间来到会见室。两点以后，看到公安部的几个人出出进进，我们估计父亲可能快出来了。
不一会儿，我们就看到几个公安陪着一位老人走来。是的，这就是父亲！他满头银发，穿着一身深蓝色的罩衣。看得出来，他的衣服刚刚洗过，脸也修饰了一番，但里面的棉衣袖口脏得发亮，裤子上没有扣子，用一根线系着。他面容苍老，行动迟缓。
我赶紧走到门口去迎接，可父亲竟然认不出我来了，问我是哪位同志，我一阵的心酸，直想哭。我强忍住泪水，并一再告诫自己，我是一个男人。然而姐妹们却已经抑制不住自己了，个个双泪长流。还是父亲劝我们，说见面应该高兴，不要伤心。
接着，父亲详细询问了我们每一个人的情况，问了妈妈的情况。我们也问父亲生活的情况，他只是苦笑了一下，闭口不谈。我们知道，这方面监狱有规定，不让说。父亲要我们好好学习，遵纪守法，互相帮助，搞好生活。
看到父亲饱经风霜的面孔，想到监狱里面的生活，我们想抓紧时间让父亲吃点东西，也享受一点人间的生活。我们有的剥水果，有的拿点心，一个劲地往父亲嘴里塞。父亲不住地说，好久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了，说得我们的心里一阵阵地发酸。我们想尽量让父亲多吃点，可是在这短短的两个小时里，父亲又能吃得了多少呢？
我们注意看了一下父亲穿的衣服，发现里面的棉衣脏得很，于是就问父亲有没有干净的衣服。父亲连连说有，说是由于棉衣棉被都要自己拆洗，他的年纪大了，动作困难，懒得动，也就凑合了。
父亲还悄悄告诉我们，里面关了许多人，但是天天“放风”，出出进进的，却从没有见到过任何其他的犯人。父亲还说，他这是第一次走到监狱的墙外，他悄悄数了数，一共经过了十三道铁门。这些话，我想隔壁房间的人是都听到了，但是他们没有来干涉，装聋作哑了。
我们和父亲会面的房间里没有监管人员，但是我知道这里有窃听器，因为我出去上厕所时，看见了公安人员拿着报话机闪进了隔壁的房间。我想，让他们听吧，让他们去向上级汇报吧，父亲的一切，党中央是再清楚不过了。
我们很担心父亲的身体，父亲说，他有过几次发烧感冒，还有一次得了胆结石，被送到了北京医院检查，以后在北京医院动了手术，手术是经常给中央首长看病的吴蔚然教授亲自主持的。父亲说着还掀起了衣服给我们看了伤疤，刀口大约有十几公分长。
我们有许多话想对父亲说，父亲也好像有许多情况要问我们，但是时间过得太快了，黄同志两次来提醒我们时间快到了。我们向黄同志提出要求，说父亲没有吃完的东西，希望能让父亲带进监狱去，让他能多吃两天。她去请示了一下，回来表示说可以，但是东西要交给监管人员保管，尽快吃完。
时间到了，监管人员要送父亲回牢房，我们一起搀扶着父亲，强忍着眼里的泪水和心中的不平，目送他蹒跚而去。
在黄昏里，我们告别这座名闻天下的“第一监狱”。兄妹六人一步一回头，久久不忍离去。因为，这里关押着我们的父亲，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身经百战的父亲，为新中国走向法治文明而日日夜夜拼命工作的父亲。
1979年伊始，中央派遣人员向我传达了一则消息，即对我所涉案件的复审即将启动。这一喜讯，对于长期被囚禁且无人问津的我而言，宛如一线曙光。我不禁幻想，这或许意味着洗清冤屈的时刻终于到来。
自那时起，直至1980年7月，专案组对我实施了十五轮审问。审问的议题与先前几无二致，唯一的变化在于参与审问的人员，他们均系生面孔，我此前未曾谋面。
此次审理始于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的诸多事件进行了全面审视，其细致程度堪称前所未有。
1980年7月24日的清晨，我再度步入了审讯室。一进门，对方便以严肃的口吻告知：“中央已作出决定，对‘林彪反革命集团’将依法进行处置，并由总政保卫部负责审理此事。鉴于你的具体情况，依照法律规定，需对你补办逮捕手续。逮捕的起始时间，自1971年9月24日对你实施隔离审查之日起计算。”话音刚落，他将逮捕证递至我面前，示意我在其上签字。
至此，我才领悟到，他们所谓的“重新审理”，实则意图将我们的案件移交给总政保卫部处理；所谓的“依法处理”，不过是审判与追究刑事责任的代名词。先前他们称我们为“反党集团”，那是路线斗争的术语；而今，他们称我们为“反革命集团”，意图将我们视为刑事罪犯对待。
随后的日子里，阅读报纸、收听广播的权力被剥夺，与亲人会面的机会亦告终止。我再度陷入了与世隔绝的境地，仿佛在那一刹那，天地万物皆已消逝，不复存在。
1980年9月30日，我被告知将面临“公审”的安排。
早餐过后不久，监狱的管理人员忽然敲响了门，示意我外出。他们带我至大门口，并引领我上了一辆轿车。车辆一路驶至监狱招待所前，最终将我引至一间宽敞的大厅。踏入屋内，我注意到正前方坐着的两位身着中山装的年轻法官，他们语气严肃地令我站在一旁。我的两侧各有一名法警陪伴。法警立即取下了我的帽子，随即无数记者纷纷抢拍，闪光灯此起彼伏，一时间我几乎睁不开眼睛。
两位法官面容庄重，向我郑重宣布：已设立特别检察厅与特别法庭，负责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首犯进行检察与审判。我被告知，我位列其中，须出庭接受审讯。
显而易见，整个流程旨在对外展示，因此工作人员的举止与神态无不透露出事前的精心排练。对我而言，这乃是我平生首次在这种场合露面。
早餐过后，11月17日这一天，我意外地收到了一纸法庭传票。传票上明确标注了必须出庭的日期，即三天之后的11月20日，具体时间为下午三点整。
我未曾遭遇过如此陌生的境遇，对局势一无所知，亦无法预作应对，唯有在囚室中静候。我依旧如常地阅读、进餐、安睡。然而，由于无法接触到报纸、听闻广播，心中不免感到几分沉寂。
11月18日，管理员为我带来了一套深蓝的中山装与一顶配套的帽子，示意我换下身上那套陈旧的黑色囚衣。我的衣物污渍斑斑，尽管我竭尽全力清洗，仍难除其垢。为了使我在出庭受审时外观略胜一筹，监狱方面特意给予了这样的特别关照。他们似乎精准地掌握了我的衣物尺寸，制作的这一身衣物穿上后竟颇合身。随后，他们还额外发放了一双袜子和一双棉鞋。在审判的整个过程中，我始终身着这套衣服。
11月19日的晚餐过后，监狱管理人员前来告知，当晚我将前往北京城接受审讯。大约在晚上八点钟，管理人员前来唤我。他引领我穿越一段长长的走廊，随后我们下楼，穿过一道小门。在此过程中，我不时注意到众多记者在对我进行录像与拍照，我再次遭受了强烈灯光的洗礼。然而，身为囚犯，我并无权对他们的行为提出任何抗议。
踏出大门的那一刻，我即刻被安排上了豪华轿车。我坐在车辆后排的正中央，两侧各有警力相伴，而驾驶座和副驾驶座上则分别坐着司机与管理人员。在我所乘坐的轿车两侧，各停放着一辆警戒车辆。身为一名囚犯，我竟享有如此殊荣，出行时竟然动用了三辆汽车，这待遇显然远超我以往在职时的级别。
沿途，一辆辆车辆如长蛇般有序地绵延前行，场面壮观至极。每名“主犯”配备三辆车，十名“主犯”便汇聚成三十辆车的规模。再加上指挥车、警卫车与救护车，整个车队总共有五十多辆车。如此浩大的规模，实乃前所未见，即使是过往的国宾来访，亦未曾呈现过此等盛况。
车队蜿蜒前行，路线曲折难辨。直至抵达东长安街，我才逐渐辨认出正确的道路。车辆驶入东交民巷后院，方才意识到我们已抵达公安部礼堂。
我的车辆停靠在公安部礼堂旁的一排简朴小屋前，随即我被引领进入一间狭小的屋室，屋内仅摆放着一张单人床与一把椅子，别无他物。相邻的另一间屋室则是看守人员的居所。
步入屋内，一位医生随即而至，询问我的健康状况，并为我测量了血压。我询问医生我的血压具体数值，但他并未透露，而是询问我是否需要用药。我心中疑惑，既然询问血压却未获答复，我如何能决定是否需要用药呢？随后，看守人员催促我休息。那一夜，我在半梦半醒之间度过。
翌日清晨，他们为我送来了早餐。餐食相当丰富，包括鸡蛋和面包等，相较秦城监狱的条件，可谓大有改善。显而易见，这是为了在审判过程中确保我们的身体状况保持良好，以便向国内外展示一个健康向上的形象。
上午时分，公安部及法庭的职员穿梭不息，其具体行踪不得而知。临近正午，他们送来了一份法庭规则手册。这些规定旨在维护法庭的秩序与安全，对我们这些被审者而言，关联性似乎并不紧密，因此我们本无需了解其内容。
午膳过后不久，法警便示意我们做好出庭的准备。从我所居之处至法庭仅相距百余米，然而行走数步，他们便示意我们停下脚步。如此走走停停，我们拐过一个巷子，方抵达公安部礼堂的候审室。我在那里静候了将近一个小时，随后法警将我押送至礼堂的后门，为我取下帽子，随后带我至被告席上。
我环顾舞台上的众位，其中多数面孔我未曾相识，仅有寥寥数人，是我往日的同行或昔日的部属。他们皆端坐而立，面容严谨，不难看出，他们的心情亦颇为忐忑。
我们这些人都被统称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其中十人被指为“主犯”。尽管我视线所及有限，但仍能辨认出我右侧是黄永胜，左侧则是李作鹏。然而，我并不清楚他们究竟是如何被押解至此的。
在正式宣布开庭之后，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同时也是特别法庭庭长的江华先生，亲自宣读起诉书。这份起诉书洋洋洒洒，篇幅达数万字。宣读结束后，我们便被要求退庭，返回原先被押解的地点。
这场震撼全球的世纪审判，中央电视台曾对其进行了节目录制和转播，其判决结果无需我多言，众所周知。经过三次庭审，我被裁定为“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首要分子，被判有期徒刑十七年，并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官方明确宣布，这是终审判决，不得上诉。
在“宣判”的进行中，十名“主犯”中竟有九人缄默不语，唯有江青高声疾呼“革命无罪”、“打倒刽子手”等口号。我转目望去，只见两三位女法警将江青制服，强行按倒在地，并迅速为其戴上了手铐。
后来我才恍然大悟，那场举世瞩目的审判落幕之后，以“纪实”为名的文章与书籍如同潮水般涌现，尽管众多作者素未谋面，未曾目睹我们这些人的身影，亦未亲临审判现场，却竟能绘声绘色地描绘出诸多细节，这无疑让书商们赚得盆满钵满。
例如，某位我素未谋面的作家，所著一本畅销书《超级审判》中，竟虚构了我于1971年9月24日那日清晨，前往人大会堂参会并随后被拘押的情景——
在即将踏入人民大会堂的那一刻，他忍不住深情地凝视着身旁的孩子，而他们却浑然不觉这将是他此行的诀别。最小的女儿因起床稍晚，担心上学迟到，正急匆匆地坐在餐桌前，狼吞虎咽地吃着早餐。他多么想再多看一眼她的身影，然而她却始终低垂着头，唯有小嘴快速地咀嚼着，发出一阵阵“呼呼啦啦”的声响。那一刻，他的心头不禁涌起一股酸楚。……车辆已在门前启动，他正朝着门口走去。此刻，小女儿好奇地询问：“爸爸，星期天咱们去颐和园吗？”
提及颐和园，这已是女儿期盼良久的话语，他却因诸多事务未能成行。此刻，他猛然领悟到，做一个平凡人亦有其独特的价值。
“……他想说，却喉咙哽咽。
他上车走了。
事实上，在上周，为了严格执行总理的“禁空令”，我连续七天都安顿在办公室里一张临时搭建的简陋小床上。那日清晨，我只让警卫员薛帮喜为我准备了些许简单的早餐，用毕后便与他一同乘坐车辆直接前往人大会堂，全程未曾返回家中，更别提与家中任何一个孩子相见了。
我时常深感钦佩于作家们丰富的想象力。这些闲言碎语，便无需再提。
1981年1月25日，审判落下帷幕，我随即被引出了法庭。踏入门外，映入眼帘的是一辆面包车。他们示意我登上该车，以便返回秦城监狱。车中，我邂逅了张春桥与黄永胜。张春桥面色晦暗，几乎不似常人，而黄永胜的脸色则相对和缓。
重返秦城囚室，当午餐时分，竟然只分发了两个粗糙的面包和一个白菜清汤。我以为这仅是偶然，但次日清晨，情况依旧，仅有一枚面包等待。我忍不住向狱方人员询问原因，对方解释称，我们目前被视为“刑事犯”，正处于服刑期间的“囚犯”，根据规定，我们的饮食标准便是如此简陋。
不日，我们的饮食条件意外地得到了显著提升。后来得知，这得益于时任总理赵紫阳的一番话：“黄、吴、李、邱等人均曾立下赫赫战功，我国幅员辽阔，难道还无法养活这几位英雄吗？”
约在1981年五月的一个日子，管理人员告知我：“自你们被拘禁已近十年，领导已决定改善你们的生活环境。此处走廊，还关押着邱会作、江腾蛟、王洪文等同志。自今起，你们的牢房将于上午八时开启，直至晚上九时封闭。走廊内备有扑克和象棋，你们可以借此机会相互娱乐。”
外观上，他们的变化并不显著。久别重逢，加之担心周围可能布有窃听设备，尽管彼此得以相见，谈话间仍显得格外谨慎。唯独邱会作兴致高昂，屡次邀请我一同参与扑克牌局。
王洪文，出身于长春，当年尚是一名青年，对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尚不甚了解。然而，他运势颇佳，竟攀升至如此显赫的职位。他向我表达歉意，提及在担任军委职务期间，曾对我进行了诸多材料的搜集，其中不乏不实之词，对此深感愧疚。
他对我说：“此类事件屡见不鲜，于我而言，已不再影响。记得我们攻克长春之际，你尚是孩童。如今却一跃成为继承人，肩负起党中央与中央军委的重任。你是否思考过，这样的重任，你是否能承担？”
王洪文叹道：“悔已晚矣。”
显而易见，他确实感到颇为懊悔。那时正是酷暑盛夏，我们所在的囚室中蚊虫猖獗。日暮时分，王洪文便会来我的囚室，助我一臂之力，驱赶蚊虫。他身材高大，站立在我的床铺之上，高举扫帚，能够将屋顶的蚊子扫除，似乎是在以此弥补自己的过错。细思之下，他昔日的显赫职位，如今落得如此下场，实在令人唏嘘。当然，这一切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亦不能将责任全部归咎于他。
那段时光，气温多变，时而寒冷，时而温暖。王洪文身体欠佳，频繁遭受头痛的困扰，有时痛得剧烈，竟至从床上跌落。为避免他受伤，他们在他的卧室内铺设了一块柔软的地毯。
1981年8月的一个清晨，公安部副部长不期而至。他首先与邱会作进行了交谈，随后转向江腾蛟，最后轮到了与我对话。他诚挚地告知：“中央已作出决定，将你们从秦城释放，并各自安排适宜的居住地，以保外就医的方式继续治疗。你的安置地点定在了济南，抵达后，你将能够与陈绥圻相聚。”（吴法宪夫人）共居一处，亦能携一至两个孩子，共同照料日常生活。为确保您的安全，抵达济南后，您不妨更换一个名字，至于新名字的选择，还请您自行思量。
听闻此事后，我心中喜悦无比，终于盼到了出狱的那一天，能够与家人重聚。至于更改姓名一事，我已经想妥，打算叫作吴澄清，那是我曾经用过的名字。幸运的是，他们对此表示了同意。然而，具体哪天能够重获自由，目前尚无确切消息。因此，我的日子过得愈发漫长。
8月5日拂晓时分，管理员传来了消息，告知我当天下午，我的亲人将莅临探望，而陈绥圻也将一同到来。听闻此言，我不禁喜出望外。自上次相见已是十年光景，实在难以想象她在这十年间会变得如何。想她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定是历经了不少苦难。
午后时分，我如坐针毡地等待，直至管理员前来唤我外出。穿越一道道坚实的铁门，我步入会见室，只见陈绥圻及其子女早已在此静候。我迅速扫了一眼，发现陈绥圻明显老态尽显，面容瘦削，头发间增添了不少银丝，宛若刚从乡野归来的模样。内心的悲痛几乎使我泪水夺眶，但终究还是强自抑制住情感的流露。
片刻之后，管理人员前来寻访陈绥圻，称秦城监狱的王主任有要事与她商谈。
陈绥圻离去后，我与孩子们谈笑风生，光阴荏苒，转瞬即逝。不久，陈绥圻重返家中。她透露，王主任曾召她前去商讨有关保外就医的诸多事宜，其中涉及诸多细节问题，她打算回家后与孩子们进一步商议。
不久，探视时间已至，管理人员提醒我该返回。十年漫长分别后的首次重逢，竟如此草草地落下帷幕，我的内心不禁涌起一丝淡淡的忧愁。
重返囚室未久，邱会作与江腾蛟相继来向我告知，言及胡敏之事。（邱会作的夫人）和李燕平（江腾蛟的夫人）皆已抵达，各自正忙于筹备迎接之事宜。邱会作被指派至西安，而江腾蛟则被安排在太原。
此前，王洪文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事实上，此次保外就医仅针对我们军队中的几人，而“四人帮”成员则未被允许外出。将王洪文送入医院，声称是为了治疗其身体，实则可能是为了防止其精神受到外界刺激而引发问题。
一是我的次女拟随秦城监狱警备大队的苗政委一同前往济南选房；二是鉴于胡耀邦总书记已作出批示，要求对陈绥圻的案情重新审查，空军亦承诺将迅速对其问题作出结论。因此，陈绥圻决定暂留北京，静待空军对她的结论，届时将由我的三女负责后续事宜。（时为下乡知青）随我一同前往济南逗留一个月，王主任欣然表示了赞同。随后，陈绥圻提出希望能再见我一面，王主任亦予以许可。
在第二次与陈绥圻重逢之际，她向我详细告知了所有安排。她补充道，公安部的工作人员已告知她，我的生活费将定为每月一百元，而她的生活费亦相应提升至同样的数额。据此，我们每月的总收入将达到二百元，若是精打细算，亦能勉强度日。我们计划在济南安顿下来，公安部将提供部分家具，而我们全家亦筹集了一千多元，孩子们更是提议购买一台彩电，以丰富我们的生活。她叮嘱我要耐心等待，并表示不久我们便能团聚，共度生活。她强调要保重身体，对未来生活充满信心。
听闻此言，我内心涌起一股莫名的慰藉。自那日起，我孑然一身，囚禁于牢笼之中，每日以指尖轻触，细数着日子的流逝。
九月初的某个时刻，邱会作先行一步。我心中不禁焦急，为何他还不来接我？直至9月14日，管理人员终于告知我，一切已妥当，次日我们将启程前往济南。此外，他还提到，将我入狱时被扣押的物品悉数归还，并让我进行清点。所幸物品并无缺失，但衣物却因虫蛀而破烂不堪，已无法继续穿着。
翌日，陪同我一同前往济南的共有四位人士：一位来自公安部的处长、秦城监狱警备大队的苗政委、一名医生，以及手持报话机的王主任。此外，还配有一个警卫班，我们共乘坐三辆汽车驶向城内。抵达公安部院内，我邂逅了前来送行的孩童们。短暂的相聚之后，我与三女儿一同登车，前往北京火车站。
我们的车辆径直驶抵了站台，我与三女儿一同占据了那间舒适的软卧包厢，而王主任及其三位同伴则选择了相邻的另一间。苗政委特意叮嘱我，务必减少不必要的走动，午餐将直接送达我的包厢。
午后四时，车辆抵达济南。山东省公安厅的某位处长与济南市公安局的某位科长亲临现场，热情接待了我们，并将我们引领至济南市南郊一处居民楼二层。
这套住房是一套温馨的两居室，总面积略超四十平方米。室内设施简朴，配置了一张舒适的床、两张实用的桌子，以及一台煤气灶、一个蜂窝煤炉以及一套必备的厨具。他们向我透露，紧邻此房旁，同样有一套面积相近的住房待我们使用，以备未来子女的到来，能与他们同住。
赵科长慷慨地给了我三女儿一百五十元，作为预支的一个半月生活费。紧接着，他又陪同她购置了米与蔬菜。一切安排妥当后，赵科长便与女儿一同离去。
方才那喧嚣的小屋此刻归于宁静。一时间，我竟难以置信，自己是否真的重获了自由。直至目睹身旁只有女儿相伴，四周不再有高墙、电网、层层铁栅与全副武装的守卫，我才真切地感受到，我确实自由了，再次回到了虽简陋却归属自己的家中！
自十五岁踏入红军行列，我便开始了集体生活的征程。随后，我成为红军的一名干部，日常所需，如饮食与用水，均有他人照料，即便是在监狱之中，亦是如此。然而，当我抵达济南，一切生活起居皆需自力更生，一切技能亦需从头学起。彼时，我对于烹饪一无所知，烧水亦感陌生，甚至对于手中的人民币，也难以分辨出一元与两元之间的区别。幸而有三女儿相伴，否则我确实不知该如何是好。
两天后，赵科长陪同我前往医院进行身体检查。起初，众人皆未料到我竟会现身济南。然而，当我完成检查走出医院，便有人立刻认出了我。消息迅速传开，好奇的人们纷纷前来围观，人群越聚越多，将我和赵科长围得水泄不通。赵科长焦急万分，他大声呼喊，同时引领着我奋力向外挤去，最终才艰难地将我送上了车。
自此，我白日里鲜少敢踏出家门。每日，唯有当晨曦初现、夜幕降临之时，我才与女儿携手步入户外。偶尔，我于阳台挥洒手臂，下方聚集了众多目光。幸好，那些围观的人们都颇为和善，他们对我投以微笑、点头致意，却无人敢主动交谈。
金秋十月之初，我的儿子与长女自北京远道而来，将一台十四英寸的彩色电视机赠予我。这台电视机乃儿子用退役的薪资购置。此外，他还透露，他正积极办理转业手续，计划迁至济南，以便更好地照顾我的起居。
自此，这台电视已然成为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伴侣。我几乎每日都会观看，直至第二天的节目预告映入眼帘。
金秋十月末，陈绥圻前往空军，对她的结论进行核实。尽管结论已从起初的“敌我矛盾”调整为“人民内部矛盾”，但其中仍旧充斥着诸多不实之词。她坚信这样的结论无法接受，因此毅然拒绝签署。然而，持续的僵局并非长久之计。在11月11日提交了一份书面意见之后，陈绥圻便踏上了前往济南的旅程。自那时起，我们俩便在济南共同生活至今。
泰禾优配-配资专业网上配资开户-股票配资平台官网入口-股票配资门户网站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 上一篇：短期股票配资最简单三个技巧债券代码“113067”
- 下一篇：没有了
